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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相信老夏买这车是后悔的，因为这车花了他所有的积蓄，而且不能有任何的事故发生，一来因为全学院人目光都盯着这部车，倘若一次回来被人发现缺了一个反光镜什么的，必将遭受耻笑。而且一旦发生事故，车和人都没钱去修了。

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《三重门》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，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，风沙满天，建筑土气，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。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，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，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，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，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，觉得上海什么都好，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。

当年春天即将夏天，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，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，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，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，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，并且对此深信不疑。老夏说：你们丫仨傻×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?

第二天，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，带着很多行李，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，等我抬头的时候，车已经到了北京。

我泪眼蒙回头一看，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，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，马上回头汇报说：老夏，甭怕，一个桑塔那。

那个时候我们都希望可以天降奇雨，可惜发现每年军训都是阳光灿烂，可能是负责此事的人和气象台有很深来往，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连续十天出太阳，而且一天比一天高温。

他说：这有几辆两冲程的TZM，雅马哈的，一百五十CC，比这车还小点。

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或者图书室或者走在路上，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夏天气息。这样的感觉从我高一的时候开始，当年军训，天气奇热，大家都对此时军训提出异议，但是学校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意志力的考验。我所不明白的是以后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任学校摧残，为何领导们都急于现在就要看到我们百般痛苦的样子。

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，人家可以卖艺，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，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，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。答案是：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，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。

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，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，果然是一凡接的，他惊奇地问：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?